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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承担中的扩张应用

来源:   发布时间: 2015年05月13日

  论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承担中的扩张应用

  马悦静

  民事侵权案件审判中,在某一侵权行为有数个责任人的情形下,大多数责任人都承担的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虽有少量案件依据法律规定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但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对此存在狭义理解与适用的情况,在共同责任承担中适用补充责任处理时不应当拘泥于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规定,而应当从法理和立法本意上进行思考,在审判实践中对该种责任承担方式进行适当扩张应用,本文拟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关于补充责任和相应的补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在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四十条分别规定了有过错的劳务派遣单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组织者、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对第三人侵权造成的受害人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补充责任,是共同责任形态的一种,具有两个特性:其一,责任主体为2人以上。在发生补充责任时,存在2个以上的责任主体,一般有直接侵权人和因未尽到法定义务而根据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其二,权利人的求偿具有顺序性,即权利人必须先向直接侵权人求偿,在求偿不能时才能向补充责任人主张。有的学者将这一特性称为补充责任的次位性。[i] 在前一顺位的责任人完全不能赔偿的情况下,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负有向权利人完全赔偿的责任。而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责任人承担的责任不能超过其应承担的“相应的”部分,不是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的全部。[ii]如受害人损失为10万元,直接侵权人应当全部赔偿该损失,但依据案情确定的补充责任人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为5万元,而不管直接侵权人的赔偿能力如何。即使直接侵权人只有3万元的赔偿能力,补充责任人也只承担5万元,而不是7万元。

  二、补充责任扩张应用的依据

  当前对补充责任的应用多见于宾馆饭店等经营性场所的人员伤害,或教育机构内的人员伤害案件中,但还存在应当适用补充责任却未适用的情形,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道路管理瑕疵责任中,在直接侵权人确定并参加诉讼的情况下,道路管理部门往往被判决承担按份责任或连带责任,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中,确定管理机关要承担相应责任,而非相应的补充责任。

  《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人描述为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还存在许多应当对自己所管辖的场所在某一方面同样具有一定注意义务及保障义务的单位或个人,也应当属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范畴,如医院对于病房,道路管理部门对于有直接侵权人的道路瑕疵,物业对于封闭式管理小区等,在上述场所内发生类似事件时,有过错的医院、道路管理部门及物业部门,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为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有所区分,将此称之为准安全保障义务人。[iii]

  (一)补充责任扩张应用的理论依据

  1、从责任主体的性质上来看,准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并不应仅限于经营性场所。《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有人认为此处的有关单位包括道路管理部门[iv],故道路管理部门应当承担是一般侵权责任。但条文中的有关单位是与前句相对应的有关单位,即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有关单位,而不是对公共道路有管理维护义务的管理部门。依据目前法理中对安全义务定位的通说,道路管理部门在八十九条规定中的情形下,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即补充责任。

  2、从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来看,准安全保障义务人也应当承担补充责任。有人认为: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与道路管理瑕疵造成受害人的损害,系共同因果关系,堆放、倾倒、遗撒行为人与道路管理部门相互之间应当承担按份责任,[v]司法解释也有此规定。但准安全保障义务人对于被侵权人的损害,本身并非是直接的侵权人,只是因为没有及时履行应尽的义务,源于法律规定或法理承担责任,其不是行为人只是责任人。

  3、从是否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来看,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更符合法理。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不是直接侵权人,在责任承担上处于第二顺位,只在直接侵权人无法确定或无法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才承担补充责任,并享有向行为人追偿的权利。[vi]如果承担按份责任,则其对于自己承担的份额部分属于终局责任承担者,不得追偿,最终承担了部分因行为人侵权产生的侵权责任,有违一般的归责原则。另外经营性场所对其管领下的场所和物品更具控制管理能力,在具体作用上更具备经济效益,其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责任人追偿,而准安全保障义务人对其管理的场所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也缺乏经济效益,却作为最终责任人承担按份责任,这与“过失与责任相当”的基本法理也不相符。

  4、从归责原则上来看,准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道路管理瑕疵责任被认为是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归入到物件致人损害案由中,认为实施堆放、倾倒、遗撒行为的人承担无过错责任,而公共道路管理部门承担过错责任。[vii]说明管理部门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基础和方式是不同的,对道路管理部门课以按份责任,则是让一个因为过错承担责任的责任人承担了一个严格责任的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显然不当。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中,在没有第三人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他人遭受损害的,承担直接责任,由其自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有第三人侵权行为介入的情况下,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即在其安全保障能力和过错程度范围内承担责任。[viii]这一释义同样适用于道路管理瑕疵责任等纠纷,如因雨水冲刷在路面形成障碍物,管理部门未及时清理,造成人员受伤,此时道路管理部门应当承担直接责任。而如因倾倒渣土等在路面形成堆积物,造成人员受伤,此时道路管理部门应当承担与自己过错相应的补充责任,直接责任人应当是渣土倾倒人。

  (二)补充责任扩张应用的现实依据

  作为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也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有利于发挥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ix]因此在实务中,应当将补充责任作为一种重要的责任承担形式进行应用,在满足适用条件时,对补充责任加以扩张应用。

  首先补充责任的扩张应用会进一步确立其作为一种独立侵权责任承担形式的地位,对现实中侵权责任的承担产生深远影响。其次这是受害人、直接侵权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必然要求。[x]既能够保障受害人得到有效救济,权利实现得到最大化,也使得过错较少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相对较轻的赔偿责任,并能向行为人追偿以弥补损失。同时兼顾责任人的过错性质、大小与责任形式和数额,符合民法公平原则。再次,有利于解决审判实践中的“行民并重”的部分问题。在有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时,如果将行政机关作为最终赔偿义务人,则造成行政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而最终承担民事赔偿而非国家赔偿责任的现象,而如果采用补充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表现出行政机关基于法定职责,暂代没有能力的赔偿义务人承担部分或全部数额,但最终义务承担人仍为直接侵权人。使民事责任终局承担人与行政赔偿义务人分离。第四,补充责任是最适于准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承担责任方式。对准安全保障义务人课以与直接侵权人平行并列且各自独立给付的按份责任。会造成如果其较长时间未履行作为义务,则认为过错较大,使得准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责任比例上升,而直接侵权人承担的责任比例下降,显然不妥,也会使社会形成一种他人为侵权行为买单的思想。

  三、结语

  《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承担的共同责任形态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并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即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使得补充责任人的责任承担更趋完善,也更符合我国的社会现状。在实务中应当对这一规定进行正确理解、把握和适用,在法律规定未明确及未涉及到的部分案件中对补充责任予以扩张应用,妥善解决当前民事审判中的部分问题。


  [i] 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ii] 郭明瑞:《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与责任人的追偿权》,载《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1月第24卷第1期,哲学社会科学版。

  [iii] 因其中的道路管理瑕疵责任案件在民事案件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故以下以道路管理部门的道路管理瑕疵责任为例进一步说明。

  [iv] 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91~592页。

  [v] 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595页。

  [vi] 对于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后,是否享有向行为人追偿的权利或全额追偿的权利,目前也存在分歧,但本文认为补充责任人享有全额追偿的权利,不再对此展开进行探讨。

  [vii] 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513页。

  [viii]参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503页。

  [ix] 参见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补充责任》,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6期。

  [x] 谭冰涛、段勇:《侵权补充责任的若干法律探析》,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11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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